袁世凱的禮物

港大九十周年的時候，推出過一本校史，其中收錄一幀文誥複印，原題目為《大總統題頒：香港大學校舉行初次畢業典禮祝詞》。編輯把標題加得很巧，叫做「Message of Congratulation from the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」，稍不留神，便會以為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贈，不過一看下款，就知道有問題：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，那時孫中山正在廣州籌建護法政府，人稱「大元帥」，身份不對！

文誥裡的「大總統」，其實指身在北平的黎元洪，而他所屬的政權，正是聲名狼藉的北洋政府。再說白一點，五個月之前，領這銜頭的人叫袁世凱，那個妄想稱帝而失敗的大軍閥。

說來有點聳人聽聞，不過從推動教育的成就來說，假如袁世凱晚死幾個月，這份文誥用他名義親自發落，亦足以夠俯仰當時而無愧色。

囿於傳統觀念，中國人研究袁世凱，基本沒甚麼好話講。事實上，排除簽署二十一條和洪憲稱帝，袁世凱委實不負「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」的稱號：甲午戰爭前，他曾駐守朝鮮十三年，除了吃泡菜和泡韓妞，還屢次平定當地政變，甚至救過朝鮮王一命；一八九九年，袁世凱甫任山東巡撫，立即擺平了義和團，即便八國聯軍打到來，山東依然力保不失；辛丑條約簽訂後，北京連軍隊都不許有，也是靠他搔破腦袋，發明了中國史上第一支警察部隊，京師治安才得以維持。如果不是戊戌政變中倒向慈禧，袁世凱在辛亥革命前幾乎沒有重大污點；革命之後，部份仁人志士―尤其是企業家―也覺得，官場歷煉十足的袁當總統，比頭巾氣重的孫中山靠譜。至少，打仗起家的他鎮得住日後群魔亂舞的北洋將領。

而連史家都微感詫異的是，作為被渲染成土匪般的北洋軍閥的首領，袁世凱對教育的重視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：一九零五年，奏請清朝正式廢除科舉的奏摺，就由袁世凱領銜，換句話說，港大中文系奠基人賴際熙太史能趕上最後一科，還得感謝袁總理大臣沒提早上表；二十世紀初，他轄下的山東和直隸(今河北)兩省，新式學堂數目冠絕全國，蔣介石出身的保定陸軍學堂，以及今天的山東大學，都由他拍板開設；而作為軍國重臣，他更是最重用海外留學生的一人。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，還有我們耳熟能詳的詹天佑工程師，都在他提拔下上任。在抗禦外敵最艱難的歲月，袁世凱甚至每月將自己三分之一的薪水捐出，資助學生出國。

所謂出國，包括已經割讓的香港。也就是說，民初到港大的中國學生，部份曾經接受袁世凱資助。他們有來自南京、成都、武漢等地，但人數最多的，則數袁世凱的地盤―直隸、北京和天津。不少貧寒子弟通過省政府的公費出國，除了學費、飯費、書薄費，每月還有少許零用，甚至回鄉的旅費。

劉仙洲是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。一九一四年，他考得河北公費生資格入學工程系，四年後取得一級榮譽畢業，民國時期成為北洋大學校長，上任時年僅三十四歲；建國後，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。劉雖主修理工，卻具人文識見，認為「請外國人、用外文課本和外國語講課，長此不易，我國學術永無獨立之日」，故畢生致力將工程學系漢化，首先自編中文教材。從開始時教哪門編哪門，到稍後編寫工程學英漢詞典，及至晚年，其領域已擴展至科技史，出版了多種中國古代農業與機械發明的歴史。同一時期能夠作出如此大規模與系統化研究的，只有在劍橋編寫《中國科技學術史》的李若瑟(J. Needham)。

劉仙洲的老鄉兼學弟趙金聲和石志仁，後來同樣以公費來到港大。石志仁，一九二二年機械科學一級榮譽畢業，一九二八年起，就職民國鐵道部，後來成為交通部路政司司長。抗戰時他臨危受命，主持興建湘桂鐵路作為補給線，進度竟達至一天一公里；共和國成立後，他被周恩來挽留，並成為鐵道部副部長。趙金聲，一九二六年工程科學一級榮譽畢業；一九六四年就任天津大學副校長。據他自述，孫中山回港大演講時，他也在場，還看著同學們用籐椅把他抬上講台。

細心之下不難發現，以上幾位全是工程學生。這是當年為了「富國強兵」，政府規定公費生必須選讀理、工、醫等實用科目之故。然而諷刺的是，袁氏政權下的公費生，幾乎都是同盟會或討袁運動的成員，卻不曾被剝奪公民權利。飽受訕笑和指責幾十年，一心做皇帝的袁世凱原來較日後的毛酋蔣匪更具胸襟。沒有白色恐佈的暗殺，也沒有文革的批鬥，二十世紀初的獨裁者，相比其繼承人竟是小巫見大巫。睹物思人，怎能不慨嘆歴史的幽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