港大學生會

很少人懂分辨香港大學和香港大學學生會。

要分辨，其實很簡單。香港大學是一所高等教育機構，香港大學學生會則是一個學生社團，兩者分別向政府登記，法律上是兩個法人。換句話說，兩者在行政上互不統屬，大學管大學的學院舍堂，學生會管學生會的屬會組織；再說白一點，就是兩者各有一個銀行戶口，大學不會給學生會一分錢，學生會也不必仰大學一分鼻息。

可是，事情又不這麼簡單。香港大學的本科生，必然是港大學生會會員；港大學生會會員，又必定肄業於港大某學院，或居住於某宿舍。他們每年交的四萬多元學費，其實包括一百多元的學生會會費，不過一併繳交後分開存入兩個戶口。大學和學生會，共治一片土地，共用一個校徽，社會亦懶去分辨他們之間誰是誰，反正誰犯了錯，另一邊注定倒霉；誰風光了，另一邊亦與有榮焉。

既分又合，如此絕妙的平衡，是幾十年慘淡經營的成果。港大學生會和港大同步成立，初時叫香港大學聯合會(Hong Kong University Union)，不過就是附屬港大的一個師生俱樂部而已，念及港督被拉來當個掛名會長的話，算是一個「高級」俱樂部好了。當時幹事會也就主席、文書、財務三人，屬會也沒幾個，真是想幹啥都不成。直至戰後，港大學生會才在校方協助下註冊為獨立社團，展開了新生命。

六、七十年代，是港人耳熟能詳的「火紅年代」，既為當今賢達所追憶，亦為陶傑之流所訕笑。但無容置疑的是，這時候的大學生，作為Made in Hong Kong的第一批人物，對香港日後的政經榮哀影響重大。而大學對於這批人物，亦有著為他們人格定形、事業奠基的關鍵意義。那時候，學生分為「社會派」和「國粹派」：「社會派」主張「關心社會」，從社會工作入手，為普羅大眾服務；「國粹派」提倡「認識中國」，從思想工作做起，與祖國遙相呼應。「認中」、「關社」，亦成為當年潮語。兩派的對立從學生時代至今未休，蓋社會派即今天的民主派、反對派之淵藪，國粹派亦多為保皇黨、建制派之源頭。

作為香港早期的惟一大學，港大學生會無容置疑地走在學生運動的最前端。如果說五十年代這股青年力量仍在蘊釀，六、七十年代就是這股力量的爆發期，促進了無數的社會改革；八十年代勉強承接了這股浪潮，九十年代以後就開始顯得與社會脫勾。有人說，這是大學生開始紙醉金迷、罔顧社會責任。是的，在香港，經濟掛帥無可避免，但九十年代以後的學生是否特別見利忘義？翻開歷年校報，火紅年代的港大學生，去barn dance不比我們蒲蘭桂來得少，難道他們的亞高高跳得特別聖潔？迷寶珠芳芳又真的比追阿嬌阿Sa有深度？

換個角度看吧。六七十年代，香港缺乏人才，在稚嫩的社會分工下，大學生美其名以「社會良心」發聲，伸張正義，實則是蜀中無大將，廖化作先鋒，凡事硬著頭皮說些話；後來他們畢業了，各有所成，令香港出現專業政黨、記者、社工、學人，繼續主導社會發展。後輩們面對這批經驗老到的大仙，一方面功力趕不上，另一方面社會對大學生作為改革動力的渴求也降低了，他們自然把握有限的青春幹些別的事去。太陽底下無新事，道德沒有淪亡，大學生還是老樣子，不過活躍的舞台不一樣而已。

「火紅年代」後的學生活動，依舊沸沸揚揚，不過隨著日漸脫離社會改革，變得低調起來。港大學生會從開始時屬會四個、會員五十餘，到現在屬會一百一十多個、會員過萬，並一直在增長，財政儲備在零七零八年高達三千多萬港元，已經成為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龐大機構，為學生提供愈來愈多元化的服務。

別忘了，在這企業似的機構裏，人均年齡只有二十歲，而且沒有所謂的成年人在背後操作。